台湾触动我的那些琐碎
2016-02-04 14:40: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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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,一片混乱,闹翻天。我曾三次造访宝岛,只是末一回去台北,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。

上周,因台湾文学期刊《印刻》举办的年度“文学营”课席,去了几天,看望台北的老朋友,兼带访故宫,逛诚品书店——没有阿扁与马哥,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,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,日常的台湾。

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,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,海关,宾馆,街市,搭计程车,看路上的人群,和朋友在酒吧夜谈。

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,最高建筑“一零一”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“旗舰店”,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,已近东京的水准。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,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,当阿扁主政时,已被拆除了……

台湾诚品书店

短暂逗留,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,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,也没意见。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,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,什么印象呢?很简单,用大陆的说法,即“五讲四美”,引祖宗的古语,就是“温良恭俭让”。

台湾人情好,我早就领教的,但那时定居纽约,不以为珍贵,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,忽然置身台北,可就处处看得稀罕,然而难描述。

譬如“文学营”主办方的迎送招待,全程没有差错延误,没有横生枝节,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;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,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,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,交代的小事,绝对准时照办;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,摸出一把硬币,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,不吱声,迅速数过,换给你整数纸币。

在故宫买画册,台币不够,人民币能用吗?——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,营业员稍有迟疑,进去问过,欢天喜地回说可以,倒好像是她的麻烦,解决了,比我还要宽慰……

礼貌、笑容、抱歉、连声谢谢,都不在话下,办各种琐事,没一次落空、尴尬、被拒绝。

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,冷漠的脸,僵硬荒谬的机制,穷凶极恶的生意经,还有,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,不认真,权责不清,或心不在焉——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。

台湾灯会

走在这样的人丛中,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、急躁,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,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,惯于粗粝的生活,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,太麻烦。

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:非常地想要见见,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,不使勉强或为难;席间随口应许的事,我倒忘了,不在意,翌日却已悄然办妥,如变戏法一般;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,抑扬有度,不夸张,不渲染,总留三分余地。

说是世故,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,一点不是勉强,显然从来如此。通常,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,格外热忱,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,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。

这一看,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,实在并非假装——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,装不出来,也装不像,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,并非指社会的精英,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。

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,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,不给你看得吃力;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,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,并不板着脸。

细想想,好像在吴、蜀、闽、粤,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,偶或遭遇,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——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,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,还用我来细说吗?

台湾大街

所谓“温良恭俭让”,现代的说法叫做“公德”,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“底线”。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,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。

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,不提政治状况,只说社会罪案,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,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。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,与亲履亲历的经验,实在天差地别,不可混同。

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,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。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,不看好,我们如何与人相处,度过每一天?

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,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,以我的阅历和记忆,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,一如革命成功之时,世道尤为难测。

我在乎人群的德行,社会的日常,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。

总之,在台湾,在这短短几天,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,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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